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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中迎风站立——黄恩彤

时间:2015-05-29 10:57 点击: 【字体:

黄恩彤(18011883),原名丕范,字绮江,号石琴,别号南雪。让我们走近历史上真实的黄恩彤,归位他作为政治家、外交家、文学家的本原位置。

 

 

终生勤勉的布衣显宦

 

    黄恩彤父亲黄宗皋,因其父母去世较早,跟二伯父黄尚玟长大。因黄宗皋天分极高,黄尚玟送他到泰安南泉精舍,学业优秀,地方上的考试总是第一。但由于他是独子,生计为重,只好放弃科举的事业。他勤俭力耕,并亲自督促两个儿子黄恩澍、黄恩彤的学业。也正因为如此的家庭背景和家庭教育,才出现了兄弟进士,黄恩澍、黄恩彤均成为道光年间的科举进士。黄恩彤是黄宗皋的第二个儿子,五岁跟哥哥恩澍入家塾读书,过目不忘,有神童之称。十五岁县试第一。道光六年(1826年)成进士,任刑部主事,累迁郎中。黄恩彤潜心律学,刑部尚书陈若霖对其非常器重。当时有户部伪照、银库截饷、邪匪传教三大疑案久拖未决,逮捕嫌疑数百人,陈若霖派恩彤主办这三个案件。黄恩彤明察秋毫,洞悉弊端,找出铁证,力擒元凶,将原案株连的数百无辜全部释放,一时声名雀起。此后担任律例馆提调,十余年间查办疑案不可计数。1839年,任顺天乡试同考官,1840年任广西乡试正考官,选贤拔干,深得朝野称赞。随后被任命为江南盐巡道,治理江面,惩处奸商,使江南盐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清明治理,为朝廷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被任命为江苏按察使并代理南京政务,在此期间作为清政府外交使团的一员,参与《南京条约》的议定。签约后赴广州办理善后事宜,因在条约落实过程中很好地维护了清廷利益,升任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18452月任广东巡抚;18471月被革职;18488月以同知候选,18493月辞职回乡;后因在宁阳原籍剿捻有功,被赐予三品封典。

    透视黄恩彤的生命轨迹,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一个殿试第五的青年才俊,如何在风雨飘摇的生命历程中,通过自己的勤勉和努力,一步一步实现着报效国家的雄图大志。于国,黄恩彤在尽职。黄恩彤一生历职较多,无论在哪一个官位,他都在尽心尽力地做好为人臣子的本分。即使辞官归家,也两次奉命督办团练,首创“联村筑堡”之法抵御捻军,使捻军只能绕城而行。朝廷也因此于1882年(光绪7年)让其重任乡举正考,加赏二品衔。黄恩彤曾两次主修宁阳县志,第二次修志时,他已是七十九岁高龄。黄恩彤归乡三十余年,倾其所学,所编文集及杂著二百余卷,数百万言,为宁阳历史文化的整理发掘,做出了前无古人的历史性贡献。于家,黄恩彤在尽力。由于家境贫寒,黄恩彤进京赶考的路费是向邻居借的,这在乡间野里成为佳话,所以他一生坚持了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也正是因为知道贫寒的艰辛和盛衰瞬间转换的冥然之律,兄弟进士、父子进士,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由布衣而至显宦,则是寥若星辰;兄弟、父子同朝为官,则更是无出其右。黄家祠祀至今仍津津乐道于历史上的家族荣耀,而这份荣耀,属于黄家。

 

 

 

刚柔相济的外交高官

 

     黄恩彤在一生的为官过程中,始终给人以铁碗、刚硬的印象,无论是任刑部主事、郎中,还是治理江南盐务,升任江苏按察使,都显示出他正直刚烈、整肃吏治的过人才华。清政府也正是看中他刚烈强硬的一面,才在后来的外交谈判中,让他担任外交使官中维护清朝利益最有力的发言人,也由此造就了清政府一位刚柔相济的外交高官。

黄恩彤初涉外交,是直接参与《南京条约》谈判及善后事宜协调,以及中美、中法、中比条约的议定。从时间上跨度是讲,是自1842年至1849年,这正是战后中国与外国被迫频繁接触的时期。按当时的惯例,朝廷大员出于身份和安全的考虑,是不愿意与西人直接接触的,而英国人要求与信守诺言的高级官员谈判,黄恩彤临危受命,成了与西方人交涉外交事宜的中流砥柱。《南京条约》的草草签订中,伊里布、耆英、牛鉴作为抚夷大员,在炮火威胁下对英人的要求全部应允。黄恩彤从1842814日开始参与交涉,虽然大局已定,但他仍然在诸如是否加盖皇帝印玺、战后赔款、英军占领定海、鼓浪屿、招宝山等问题与英人据理力争。《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军队仍然骚扰民众,黄恩彤“亲赴夷船,嘱夷酋禁约各夷,勿得滋扰百姓,酋即命将炮位兵械悉运回船,其占据之民房,概令退出,并禁各夷无事不许登岸,沿江居民使得稍安”。黄恩彤的出色表现不仅赢得了朝野上下的称赞,就连参加条约签订的英国人也赞扬黄恩彤“是中国最重要的将要崛起的政治家之一……他同外人接触,不卑不亢,恰如其分,和其他中国人颇不相同”。由于表现出色,黄恩彤成为耆英唯一始终任用的对外交涉官员。在赴广州的善后交涉中,黄恩彤不辱使命,主动频繁地接触外国人,用自己敏锐的眼光和犀利的口才,尽可能地维护着民族利益,赢得了外国人对中国官员的尊敬。黄恩彤也因此被世人认为是属于较早的睁开眼睛看世界并用于政治实践的知识分子。黄恩彤以自己数年的外交实践,维护着行将就木的清政府的尊严和权威,维护着仍然做着天朝梦的清廷统治。黄恩彤对皇帝时战时和犹豫不决的态度非常不满,可他只是一粒棋子,是一位执行者,无力扭转大局。但黄恩彤并没有只顾保全官职而拘泥于成法,而是积极主动地了解西方的情况,并敏锐地觉察出外人入侵引起了数百年来的一大变局,他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黄恩彤柔中有刚、刚柔相济的灵活策略,贯穿于与西方交涉的始终,由黄恩彤开始的外交策略的得与失,为中国近代外交提供了借鉴。

 

 

 

愁肠百结的青天巡抚

 

     鸦片战争前,外国人来华贸易,一向居住在广州城外的洋馆。18437月,广州重新开市后,英人曲解《南京条约》,要恃强入城贸易和租地建屋居住。广州城乡人民舆论沸腾,坚决反对。18441845年,英国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德庇时多次交涉要求催办入城之事。两广总督耆英和广东巡抚黄恩彤见众怒难犯,贴告示“杜绝英人人城之请”。但这个问题上,黄恩彤心里是矛盾的,他不支持反入城斗争,同时又反对英人用武力强行入城。黄恩彤收集了各种关于英军的情报,认为英国人对广州的要求主要是通商而非有领土要求,而“通商于彼此有利”,“粤之所以富甲诸省者,为通商也,实通洋也,即通夷也”。黄恩彤反对容易失控的“以民制夷”,认为这种方式简单粗暴,容易造成冲突,要求人民仰体圣意,恩准各国自由经商,因为“今勿论我闭关绝市,即使彼忽然敛舶而去,羊城无业之若干万人从何安顿”。根据当时的实际,黄恩彤认识到中外之间经济上互相依赖、共谋商机的关系,认为中外“相爱而相忌”,如同有冰则有炭,冰无则炭撤。这种认识改变了传统朝贡贸易体制下的“天朝施恩于外夷而许通商”的观念,实质上,从经济层面认同了中西方的平等地位,承认了通商对中外双方都有利。正是这些在当时看似“悖逆”的思想,渐渐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黄恩彤在一首诗中称“重持玉节到江乡,筹海先储活国方”,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了救国的根本在于“活国”。黄恩彤比魏源等更早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危机,并思考着摆脱危机的良方,完全可以称之为面向西方思考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先驱。

     在处理反入城问题时,黄恩彤表现出了作为地方官员维护百姓利益的凛然之举。德庇时带兵进入广州城,要求交出同英人冲突的粤民,黄恩彤虽然已经被革职,但仍然严词以拒:“以礼进城,地方官尚可晓谕绅民酌量妥办,若以兵进城,更有何说,但和议从此决裂,贸易从此禁断,不知何人任其责”,言辞之间锋芒毕露,德庇时不得不退出广州。在此期间,广州民众多次与英国人发生纠纷,黄恩彤屡屡照会英领事,要求“在两国交往中,必须不偏不倚……必须约束英国商人,使其勿使用暴力,任意压制别人”。在中英冲突一时难以圆满解决之际,黄恩彤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允诺两年后进城,这并不是推委责任,而是他认为两年后,中英冲突或许会缓和,与当今世界外交实践中“搁置争议”的思路又是如此相同。黄恩彤在处理反入城问题上,自称“千回百折,直至心力交瘁”,时人梁廷楠评价黄恩彤在广东“相与委屈调停,事事弥缝,不使稍生衅隙”。梁是当时广东人民反入城斗争的领袖之一,能这样评价对反入城斗争并不支持的黄恩彤,真实反映了黄恩彤寻求外交突破、解决民夷争端的苦心孤诣。黄恩彤刚柔相济的对外交涉暂时阻止了英人进入广州城,民夷斗争也仅仅限制在小范围冲突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州人民的愿望,为东南沿海赢得了短暂的和平。从传统道德观念和对历史官员的评价上讲,黄恩彤说不上是老百姓眼中真正的“青天”,但他在实践着作为地方官员的本来职责。黄恩彤在任巡抚期间,缉捕盗贼,平定治安,以闲置官银贷给商人生息以备调拨。黄恩彤的为官经历,真正实践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封建文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抱负。在君、民、夷之间,黄恩彤以自己的智慧,寻求着一个平衡点,他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和过人智慧,书写着历史,也开拓着未来。

 

 

满腹经纶的智士大家

 

     黄恩彤学养深厚,一生著述甚丰,所编文集及杂著百余卷数百万言。自18493月辞官回乡至1883年终老,这34年的居乡岁月,是黄恩彤著述立说的高峰时期。黄恩彤于18535月,撰成《两汉史断》6卷;1857年,又将其《三国志》读书札记汇为一编10卷;1860年著成《知止堂文集》24卷;1870年(同治九年),黄恩彤年届70,著成《鉴评别录》60卷等。除此之外,黄恩彤还十分关心农事,著有《蚕桑录要》5卷、《农书录要》十四卷、《河干赘语》7卷等,对农业生产颇有助益。黄恩彤终生好学,对历史有独到的见解,再加上他数年的政治履历,使他对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有更加独特的眼界和视角。黄恩彤的《两汉史断》、《三国书法》及花费十余年心血编著的长篇巨著《鉴评别录》,对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从更新的角度进行了剖析与评判,是当代历史学家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他的诗、词、歌、赋,神思飞扬,文彩璀灿。黄恩彤数百万字的著述浓缩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民族智慧与人文精华,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应是《知止堂集》。这部书辑成于咸丰庚申(1860年),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开雕。当时黄恩彤已年届六十,他把平生所作的赋、古文、诗词重加校勘,亲自誊写抄录。自三十五岁至五十岁间作品集为十三卷、为正集;自五十岁至六十岁间作品集为续集六卷;又外集六卷;另有飞鸿集四卷;余集一卷;秋声词一卷;飞鸿集文一卷。黄恩彤在《知止堂集》自序中写道:“至于奏牍另有专钞,制义颇已梓行,是集概不登载,非敢出而问世,将以存诸家塾,俾后之未遽废学者,知余从事于此,至老不倦,庶乎动其劝学之心,而勿堕缀文之业,敝帚之讥,所不敢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代老臣归乡后,仍不失为国分忧的匹夫之志,以自己的学养劝谕后人,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荣辱沉浮的时代象征

 

     在传统的中国近代史评价中,一直有一种争议,黄恩彤到底是英雄还是罪人?在我看来,黄恩彤只是历史进程中反映清政府荣辱沉浮状态的一种象征,是战是和,清政府在犹豫,而大部分臣僚也是如此,技不如人,实力不如人,但心态却是大国心态,完全的夜郞自大、闭关锁国。与众多大臣不同,黄恩彤却是另一种迎风站立的姿势,他以睿智明阔的双眼,看清时势,顺势而为,以自己摒强敌、抚商夷的实际行动,维护着国家尊严,成为历史中大写的人,成为晚清政府不可多得的一根柱石。因长期处于外交的前沿,黄恩彤也便很自然地成为舆论的焦点,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形成不测,黄恩彤也便首当其冲地成为主降派的替罪羊。有关黄恩彤的功过,以今人的眼光再看、再审视,评价起来就会更加客观和真实。在功方面,首先是黄恩彤的政治智慧。当时不少外国报纸评价,“黄恩彤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之一。”其次是黄恩彤较好地执行了他自己的历史角色。他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推向了对外交往的最前沿,在那种列强咄咄逼人,民、夷剑拔弩张,“剿”、“抚”论争激论的复杂政治形势下,黄恩彤面对强敌,寸利必夺,寸土必争,千回百折,纵横捭阖,尽自己最大力量维护国家利益和清廷的尊严。三是黄恩彤在大部分时间里表现出对外夷的强硬。他曾在澳门妈祖阁的摩崖题词“苍山峨峨,碧海回波,仗我佛力,除一切魔。”表现出了面对强敌时的英雄气概。有关黄恩彤的过,最主要的应是为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有悖于民意,在对英斗争中,一方面对英军进入广州城的无理要求妥协,一方面敌视广东人民的抗英斗争,认为“粤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内也”。而这种过失,源自于作为清政府官员的职责,也源于他作为外交官必须具备的平衡手段。对这些过失,黄恩彤有着深深的自责和反省。近年来,研究黄恩彤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从他们发表文章的观点来看,正面评价多于负面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处在天朝梦刚刚被敲碎、中外开始正面交锋的风口浪尖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对黄恩彤来说是难能可贵的。随着非红即黑的武断史观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学界对黄恩彤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历史角色和地位,进行了全方位的重塑,黄恩彤的正面形象愈加清晰,也更加丰满。这不能不说是学界、史界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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